
你相信吗?一个曾经在全校师生面前说相声、考第一、被女生偷偷喜欢的男孩,最后差点被自己的念头杀死在十八岁的夏天。
此刻是深夜十一点十二分,键盘的光映在脸上。我可能要写到凌晨,因为接下来要说的每句话,都像在撕开已经结痂的伤口。但我想,总得有人把这些说出来。
我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小村庄。那时候的世界很简单——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是我的专属宝座,窗外有棵老槐树,春天开白花,秋天落黄叶。我的成绩稳定在倒数第二,倒数第一是我堂弟,生下来脑子就不太灵光。老师总说:“这孩子聪明,就是不用功。”很多年后我才明白,那不是夸奖,是无奈的安慰。
村里的孩子不把读书叫读书,我们管它叫“上书房”。下课铃一响,我们就冲出教室,在黄土路上拍画片、弹玻璃球、滚铁环。那时候的快乐很便宜,一颗玻璃珠就能换一下午的笑声。
直到七岁那年,我妈走了。
她是在县城和我爸离的婚,我在村里。奶奶蹲下来问我:“赖子,你跟谁?”我说:“奶奶,我跟你。”说这话时我正蹲在地上弹玻璃球,一颗蓝色的珠子滚进了墙缝。我趴在地上掏了半天,没掏出来。
那是我最后一次为丢失一颗玻璃球难过。至于妈妈离开这件事,我当时没觉得多痛苦。真的,小孩的悲伤很直接——糖掉了会哭,玩具坏了会闹,但“妈妈不要我了”这种抽象的事,反而没什么实感。
但村子不这么认为。离婚在九十年代的农村是桩大事,很快就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奶奶出门买菜,总能听见压低的议论:“就是那家,媳妇跑了”“孩子可怜哟”。三个月后,我们全家搬到了县城。
第一次在县城醒来时,我被汽车喇叭声吵醒,兴奋地跑到窗边。那么多车!那么多楼!我觉得自己成了城里人,骄傲得想告诉全世界。
爸爸求人托关系,把我塞进了县城的小学。三年级开学那天,我站在教室门口等班主任和爸爸说话,透过玻璃窗看见一个女孩——皮肤白得像刚剥壳的鸡蛋,扎着马尾辫,正在低头写字。阳光照在她侧脸上,绒毛都看得见。
“我的天。”我心里想,“怎么有这么白的小姑娘。”
我被安排在第一排,离讲台最近的位置。可整整一节课,我都在偷偷看她。她大概察觉到了,耳朵红了一整节课,后来我发现,她几乎每天耳朵都是红的。
为了引起她注意,我干了不少傻事。最离谱的一次,我带着两个男生组成“三剑客乐队”,用扫帚杆当麦克风,在课间唱宋祖英的《今天是个好日子》。她捂着嘴笑,眼睛弯成月牙。
现在想来,那些笨拙的讨好里,藏着一个小男孩最初的心动。
转机发生在一个普通的放学午后。校门口站着个鼻青脸肿的女人,我愣了三秒才认出是我妈。她想抱我,我转身就跑,跑得肺都要炸了,一直跑到租住的那栋旧楼。
奇怪的是,从那天起,我突然想好好学习了。也许是因为喜欢的女孩成绩都很好,也许是因为我融不进那些有钱孩子的小圈子,也许只是因为——我想证明点什么。
更奇怪的是,成绩真的上来了。四年级期末,我考了全校第一。同年元旦晚会,我和搭档说了段相声,把全校师生逗得前仰后合。一夜之间,我成了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喜欢我的女生多了起来,但我心里一直装着那个皮肤很白的女孩,叫她小玉吧。这种朦胧的好感持续了整个小学,甚至延续到初中。
小学毕业按片区划初中,我家租的房子在全县最差的五中对面。填报志愿时,老师说:“想上好学校,就填个好片区的地址。”但随后进来的工作人员严肃警告:“必须如实填写,否则打回原籍。”
我害怕了。怕爸爸托的关系白费,怕被送回农村。于是我在家庭住址栏工工整整写下:“五中对面”。
结果毫无悬念。
初中我进了五中,开始留长发、穿带铁链的裤子、衬衫故意不扣扣子,觉得自己很酷。但骨子里,我还在努力学习——因为奶奶说过一句话:“十亩地里就你这一粒谷穗。”
她说这话时正在剥豆子,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但我听懂了:我是这个家唯一的希望,不能失败。
初三那年,压力像潮水一样漫上来。距离中考还有二十七天的那个晚上,我在做数学题。一道很简单的乘法分配律,我却盯着它看了半小时。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循环播放:“如果考不上怎么办?如果让他们失望怎么办?如果被抛弃怎么办?”
问题开始变形:为什么1+1等于2?为什么我能思考这道题?如果我的思考本身不可靠呢?
那是我第一次失眠,在十四岁的年纪。
中考考场上,那道乘法分配律的题又出现了。我又开始想同样的问题,手心里全是汗。交卷铃响时,我知道那题错了。
成绩公布:差一分上一中。最好的朋友、喜欢的女孩都去了那里,除了我。家里说可以花钱买分,一分两万四。我拒绝了,去了二中。
我不想欠。
高中开学前,我得知小玉和我最好的兄弟成了同桌。我连夜写了封长信,问她为什么毕业后就冷淡了。她看都没看,直接扔进垃圾桶。其他男生捡出来,在班里大声朗读。
我去她学校找她,她不肯见。那段持续六年的喜欢,就这样仓促落幕。
高中班主任更现实。高二文理分科,我作为转班生进新班级,第一次考了二十一名,被调到角落。第二次考了第一,班主任把我叫到走廊,眼神里满是怀疑:“你确定没水分?”
“水分是指作弊吗?”我反问,“如果我作弊,就从这三楼跳下去。”
她连忙道歉,但伤害已经造成。后来各科老师都明里暗里试探,我懒得解释——因为那时候,抑郁的种子已经发芽。
高三最严重的时候,我常骑着自行车在街上狂奔,希望有辆车撞死我。这样既能解脱,又能给家里留笔赔偿金,算是我最后的报答。
深夜睡不着,我就听周杰伦的《回到过去》。眼泪会不自觉地流,眼前会出现那个穿着白衬衫、扣子全开、任风吹起衣角的少年。他笑得那么嚣张,那么明亮,好像全世界都是他的。
高考结果普普通通,省内一所二本。想过复读,但害怕自己撑不过去。童年最好的兄弟考上了武汉大学,问我去了哪里。我说完后,他微信拉黑了我,再没联系。
大学四年,我下载了知乎,看很多人分享精彩人生。那些名校毕业、大厂就职、年薪百万的故事看多了,我开始不敢写任何长回答——怕自己的平凡配不上这个平台的“精英气息”。
现在的我,做着一份审计工作,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有个谈了五年异地恋的女朋友,感情平稳。梦想也很简单:在某个城市有个小家,朝九晚五,柴米油盐。
你问从自信到自卑有多恐怖?
它不会突然杀死你,而是一点点抽走你呼吸的空气。让你在十四岁的夜晚怀疑1+1为什么等于2,在十八岁的街头希望被车撞死,在二十二岁不敢在社交平台说出自己的故事。
但你知道吗?最可怕的不是这些。
是后来有一天,你突然明白: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“我做不到”,而是“我本可以”。
那个在全校面前说相声的男孩,那个考第一的男孩,那个以为扣子全开就很帅的男孩——他本可以一直那样明亮地活下去。
但生活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
也没有给我。
如今我二十八岁,学会和过去和解。不再恨母亲当初的离开,不再怨父亲多年的酗酒,不再嫉妒那些走得比我远的朋友。只是偶尔在加班回家的深夜,等红绿灯时,会突然想起教室窗外那棵老槐树,想起春天开的白花,想起一颗滚进墙缝的蓝色玻璃球。
我始终没把它掏出来。
就像有些东西一旦丢了,就再也找不回来。
但生活还得继续。我依然普通,依然平凡,依然在为一个不起眼的小梦想努力。而且我终于敢把这些写出来了,这算不算一种进步?
也许算吧。
至少此刻,凌晨两点,我写完了这篇回答。窗外城市依旧灯火通明,明天还要上班,还要生活,还要继续和这个世界温柔地对抗。
而那个皮肤很白、容易脸红的小女孩,那个和我一起说相声的搭档,那个质疑我的班主任,那个拉黑我的兄弟——他们都成了记忆里的标本,封存在名为“青春”的玻璃罐里。
我偶尔会打开看看,然后轻轻盖上。
毕竟,人总要学会带着伤疤往前走。
只是每次回头,都忍不住想对那个十四岁的少年说声对不起——
对不起,我没能成为你期待的大人。
但至少,我还在努力活着。
这就够了国内股票配资实盘排名,对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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