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相信吗？一个曾经在全校师生面前说相声、考第一、被女生偷偷喜欢的男孩，最后差点被自己的念头杀死在十八岁的夏天。
此刻是深夜十一点十二分，键盘的光映在脸上。我可能要写到凌晨，因为接下来要说的每句话，都像在撕开已经结痂的伤口。但我想，总得有人把这些说出来。
我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小村庄。那时候的世界很简单——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是我的专属宝座，窗外有棵老槐树，春天开白花，秋天落黄叶。我的成绩稳定在倒数第二，倒数第一是我堂弟，生下来脑子就不太灵光。老师总说：“这孩子聪明，就是不用功。”很多年后我才明白，那不是夸奖，是无奈的安慰。
村里的孩子不把读书叫读书，我们管它叫“上书房”。下课铃一响，我们就冲出教室，在黄土路上拍画片、弹玻璃球、滚铁环。那时候的快乐很便宜，一颗玻璃珠就能换一下午的笑声。
直到七岁那年，我妈走了。
她是在县城和我爸离的婚，我在村里。奶奶蹲下来问我：“赖子，你跟谁？”我说：“奶奶，我跟你。”说这话时我正蹲在地上弹玻璃球，一颗蓝色的珠子滚进了墙缝。我趴在地上掏了半天，没掏出来。
那是我最后一次为丢失一颗玻璃球难过。至于妈妈离开这件事，我当时没觉得多痛苦。真的，小孩的悲伤很直接——糖掉了会哭，玩具坏了会闹，但“妈妈不要我了”这种抽象的事，反而没什么实感。
但村子不这么认为。离婚在九十年代的农村是桩大事，很快就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奶奶出门买菜，总能听见压低的议论：“就是那家，媳妇跑了”“孩子可怜哟”。三个月后，我们全家搬到了县城。
第一次在县城醒来时，我被汽车喇叭声吵醒，兴奋地跑到窗边。那么多车！那么多楼！我觉得自己成了城里人，骄傲得想告诉全世界。
爸爸求人托关系，把我塞进了县城的小学。三年级开学那天，我站在教室门口等班主任和爸爸说话，透过玻璃窗看见一个女孩——皮肤白得像刚剥壳的鸡蛋，扎着马尾辫，正在低头写字。阳光照在她侧脸上，绒毛都看得见。
“我的天。”我心里想，“怎么有这么白的小姑娘。”
我被安排在第一排，离讲台最近的位置。可整整一节课，我都在偷偷看她。她大概察觉到了，耳朵红了一整节课，后来我发现，她几乎每天耳朵都是红的。
为了引起她注意，我干了不少傻事。最离谱的一次，我带着两个男生组成“三剑客乐队”，用扫帚杆当麦克风，在课间唱宋祖英的《今天是个好日子》。她捂着嘴笑，眼睛弯成月牙。
现在想来，那些笨拙的讨好里，藏着一个小男孩最初的心动。
转机发生在一个普通的放学午后。校门口站着个鼻青脸肿的女人，我愣了三秒才认出是我妈。她想抱我，我转身就跑，跑得肺都要炸了，一直跑到租住的那栋旧楼。
奇怪的是，从那天起，我突然想好好学习了。也许是因为喜欢的女孩成绩都很好，也许是因为我融不进那些有钱孩子的小圈子，也许只是因为——我想证明点什么。
更奇怪的是，成绩真的上来了。四年级期末，我考了全校第一。同年元旦晚会，我和搭档说了段相声，把全校师生逗得前仰后合。一夜之间，我成了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喜欢我的女生多了起来，但我心里一直装着那个皮肤很白的女孩，叫她小玉吧。这种朦胧的好感持续了整个小学，甚至延续到初中。
小学毕业按片区划初中，我家租的房子在全县最差的五中对面。填报志愿时，老师说：“想上好学校，就填个好片区的地址。”但随后进来的工作人员严肃警告：“必须如实填写，否则打回原籍。”
我害怕了。怕爸爸托的关系白费，怕被送回农村。于是我在家庭住址栏工工整整写下：“五中对面”。
结果毫无悬念。
初中我进了五中，开始留长发、穿带铁链的裤子、衬衫故意不扣扣子，觉得自己很酷。但骨子里，我还在努力学习——因为奶奶说过一句话：“十亩地里就你这一粒谷穗。”
她说这话时正在剥豆子，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但我听懂了：我是这个家唯一的希望，不能失败。
初三那年，压力像潮水一样漫上来。距离中考还有二十七天的那个晚上，我在做数学题。一道很简单的乘法分配律，我却盯着它看了半小时。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循环播放：“如果考不上怎么办？如果让他们失望怎么办？如果被抛弃怎么办？”
问题开始变形：为什么1+1等于2？为什么我能思考这道题？如果我的思考本身不可靠呢？
那是我第一次失眠，在十四岁的年纪。
中考考场上，那道乘法分配律的题又出现了。我又开始想同样的问题，手心里全是汗。交卷铃响时，我知道那题错了。
成绩公布：差一分上一中。最好的朋友、喜欢的女孩都去了那里，除了我。家里说可以花钱买分，一分两万四。我拒绝了，去了二中。
我不想欠。
高中开学前，我得知小玉和我最好的兄弟成了同桌。我连夜写了封长信，问她为什么毕业后就冷淡了。她看都没看，直接扔进垃圾桶。其他男生捡出来，在班里大声朗读。
我去她学校找她，她不肯见。那段持续六年的喜欢，就这样仓促落幕。
高中班主任更现实。高二文理分科，我作为转班生进新班级，第一次考了二十一名，被调到角落。第二次考了第一，班主任把我叫到走廊，眼神里满是怀疑：“你确定没水分？”
“水分是指作弊吗？”我反问，“如果我作弊，就从这三楼跳下去。”
她连忙道歉，但伤害已经造成。后来各科老师都明里暗里试探，我懒得解释——因为那时候，抑郁的种子已经发芽。
高三最严重的时候，我常骑着自行车在街上狂奔，希望有辆车撞死我。这样既能解脱，又能给家里留笔赔偿金，算是我最后的报答。
深夜睡不着，我就听周杰伦的《回到过去》。眼泪会不自觉地流，眼前会出现那个穿着白衬衫、扣子全开、任风吹起衣角的少年。他笑得那么嚣张，那么明亮，好像全世界都是他的。
高考结果普普通通，省内一所二本。想过复读，但害怕自己撑不过去。童年最好的兄弟考上了武汉大学，问我去了哪里。我说完后，他微信拉黑了我，再没联系。
大学四年，我下载了知乎，看很多人分享精彩人生。那些名校毕业、大厂就职、年薪百万的故事看多了，我开始不敢写任何长回答——怕自己的平凡配不上这个平台的“精英气息”。
现在的我，做着一份审计工作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有个谈了五年异地恋的女朋友，感情平稳。梦想也很简单：在某个城市有个小家，朝九晚五，柴米油盐。
你问从自信到自卑有多恐怖？
它不会突然杀死你，而是一点点抽走你呼吸的空气。让你在十四岁的夜晚怀疑1+1为什么等于2，在十八岁的街头希望被车撞死，在二十二岁不敢在社交平台说出自己的故事。
但你知道吗？最可怕的不是这些。
是后来有一天，你突然明白：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“我做不到”，而是“我本可以”。
那个在全校面前说相声的男孩，那个考第一的男孩，那个以为扣子全开就很帅的男孩——他本可以一直那样明亮地活下去。
但生活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
也没有给我。
如今我二十八岁，学会和过去和解。不再恨母亲当初的离开，不再怨父亲多年的酗酒，不再嫉妒那些走得比我远的朋友。只是偶尔在加班回家的深夜，等红绿灯时，会突然想起教室窗外那棵老槐树，想起春天开的白花，想起一颗滚进墙缝的蓝色玻璃球。
我始终没把它掏出来。
就像有些东西一旦丢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。
但生活还得继续。我依然普通，依然平凡，依然在为一个不起眼的小梦想努力。而且我终于敢把这些写出来了，这算不算一种进步？
也许算吧。
至少此刻，凌晨两点，我写完了这篇回答。窗外城市依旧灯火通明，明天还要上班，还要生活，还要继续和这个世界温柔地对抗。
而那个皮肤很白、容易脸红的小女孩，那个和我一起说相声的搭档，那个质疑我的班主任，那个拉黑我的兄弟——他们都成了记忆里的标本，封存在名为“青春”的玻璃罐里。
我偶尔会打开看看，然后轻轻盖上。
毕竟，人总要学会带着伤疤往前走。
只是每次回头，都忍不住想对那个十四岁的少年说声对不起——
对不起，我没能成为你期待的大人。
但至少，我还在努力活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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